发挥直辖优势 建设好重庆“1小时经济圈”
重庆直辖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年，重庆市不仅基本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任务，经济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迎来重庆直辖十周年的时候，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未来的新的奋斗目标，即要用15年时间，以主城区特大城市为中心，在1小时车程范围内，建设一个涵盖23个区县的巨大都市群，其城市人口将由目前的1000万增加到1800万，这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都市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也是切实可行的。
首先，中央交待给重庆的任务需要重庆做大城市规模。
重庆建直辖市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三峡库区。为了建设三峡水库，在库区附近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工程，经过多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央所要求的库区移民要“搬得出、稳得住”这两条，已基本做到了，但是为了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和保护库区生态环境，库区原有的生产力解构，并形成了巨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库区的环境要保护，库区以外重庆东部地区崇山峻岭的地貌条件也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就使这个巨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重庆东部地区难以找到充分就业的出路。东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难有最佳的效果，对库区居民进行生活补贴可以维持一时，但不是长远之计，走劳务输出的道路，则能够走出去的人只能是东部人口的一部分。重庆主城虽大，但相对于库区和广大农村而言就不够大，因为重庆主城区的城市人口规模目前只有约500万，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重庆的消化能力。
从沿海的三大直辖市看，人口规模都在1000万左右，其中京、沪两市都是1700万的人口规模，与其他直辖市相比，重庆市原市区的规模也太小了，所以重庆选择做大城市规模的发展战略是十分正确的。如果重庆“1小时经济圈”内的城市人口能够从目前的100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800万人，即净增加800万人，就可以将库区的人口主体吸纳到都市圈当中来，从而大大缓解库区富余人口对库区生态环境的压力，也使这些库区富余人口能够在日益扩大的城市经济规模中，找到就业岗位。库区人口大量西移，还可以提高库区范围内有限的可用经济发展资源的人均占用量，使留下来的人口也有致富的出路。
其次，如果重庆能够在未来15年成功建成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都市区，也是提高重庆城市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走的是城乡分割的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又实行“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政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目前已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已经接近2000美元，而世界各国在这个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率都在55%以上，在东亚人口稠密地区，日本和“亚洲四小”在人均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城市化率更是超过了75%，而中国目前还不到40%，因此在未来25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的过程，出现一个城市化的高峰。
同时，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要想解决好库区人口的稳定与就业问题，要想壮大重庆市的经济影响力，也必须选择扩大城市规模的道路。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中，各地区的城市肯定也会竞相走扩大城市规模的道路，重庆有库区与直辖这两张牌可打，就给重庆走在中国各城市前面率先扩大城市规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听重庆同志说，“打直辖牌靠的是实力”，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城市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城市的规模，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新地理学派”的理论认为，城市经济的影响力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就是说城市的规模越大，影响力就越大。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而衰减。从这个理论观点看，重庆要想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也必须做大城市规模。如果重庆能率先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特大型城市，则会在西部地区各城市的竞争中占有长期的有利地位，反之，不论再戴多少顶类似直辖的帽子，其经济影响力也会被别的城市盖过。而重庆若能将原市区扩大成拥有近1800万城市人口的大型都市圈，重庆就将建成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将发挥比目前大得多的影响力，也才能与其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的地位相称。
重庆与成都是“成渝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从日本的经验看，都市圈中的中心城市，单个中心城市的，其GDP要占到都市圈的50%以上，双中心城市的，各自要占到25%以上。从重庆目前的实力看，必须大力提升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最近提出，要与四川联手，打造“成渝经济区”，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战略，但基础还是重庆都市圈的规模要足够大。
重庆能否扩大城市规模，在基础条件上，主要是看三方面因素。首先是人口，这个重庆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在重庆的超过3000万人口中，城镇人口只有1300万，库区的农业人口有约1000万。其次是水资源，重庆守着三峡水库，只要水利工程跟得上，也没有任何问题。第三是土地，重庆扩大城市规模，应考虑扩大的是原重庆市区的规模，如果从目前的约500万人口的规模扩大到1500万人口的规模，按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1.5万人考虑，还需要700平方公里土地。
目前中国城市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约1.2万人（2004年），重庆目前按统计资料算为1.9万人，其中渝中区人口密度为5.6万人，已经超过北京市的东、西城区，可能是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区。从沿海三大直辖市看，除了北京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稍低，为1.1万人，天津为1.26万人，上海为1.78万人，都在全国平均值以上，重庆平原面积有限，按1.5万人的城市人口密度考虑，要求再占用700平方公里土地是比较合适的。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向西、向北扩展还有巨大的空间，完全可以再扩展700平方公里的市区面积，等于“再造一个重庆”。重庆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足，需要向中央要政策解决。
重庆是岩石型土质，市区向西、向北发展，会遇到许多低矮的岩石构造的丘陵，因此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比沿海和其他地区要高。在我们调研的长寿区，每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投资在3-4亿元，比沿海要高得多。按长寿区的投资水平计算，700平方公里需要2100-2800亿元投资，这笔钱应向中央争取，并从多方面筹集。把原重庆市区人口规模扩大到1500万人，新增人口与就业也需要巨额的产业项目投资，但是只要有土地，就会引来投资。
城市是各类非农产业的载体，产业依托城市而发展，因此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更首先是一个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不断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过程。重庆的产业特色是重工业在全国具有优势地位，在未来20年内，这种产业特色对重庆做大城市规模将特别有利。
冷战结束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牵动下，发达国家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物质产业的“新全球化”浪潮。这个新趋势，不仅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不可抑制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长持续扩大而不可抑制的根本原因。在过去20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消费类产业，目前这个转移过程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这主要表现在在发达国家的货架上，80-90%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也表现在中国所接受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甚至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必须看到，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消费类产业仅占1/3-1/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物质产业的大头还没有进行转移，之所以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重工业的产业转移还没有形成巨大浪潮，主要是因为重工业转移需要更高的物质基础与技术环境，而以发展中国家目前的重工业技术基础来说，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例如，在发达国家的设备制造业中，机床的数控化率普遍高达60-70%，日本与德国甚至高达80%，但是直到2005年中国机床的数控化率才刚刚超过30%，一些国内专门生产数控机床的企业，数控化率也刚超过50%，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就限制了发达国家把许多重工业产品放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生产。
然而，起自2003年的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高潮，已经带有明显的重化工业特征，对中国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在本轮增长周期中也特别明显。仍以设备制造业的数控化率来考察，在上世纪90年代，大约以每年不到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近3年则超过了每年5个百分点，显示出加速提升的趋势，按照目前的趋势，再用5年时间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了。因此可以预计，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重化工产业的浪潮，在未来5年一定会出现。目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总产出约10万亿美元，如果发达国家在未来25年把2/3的制造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有年均2.5%的制造业产品需求增长规模，到2030年就会形成超过12万亿美元的进口需求，如果其中40%指向中国，则向中国转移的制造业规模，到2030年就可超过5万亿美元。由于重庆的重型制造业在国内具有优势地位，只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即将到来的发达国家重工业转移浪潮中，重庆肯定能占到优势。而产业转移的新浪潮与重庆做大城市规模的战略要求在时间上基本吻合，这为重庆成功建设拥有1800万城市人口的“1小时经济圈”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重庆“1小时经济圈”发展战略，还可以有其他有益选择作为补充。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印度和中国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但都取得了成功。中国是以发展制造业为主，而印度是发展服务业为主。去年印度的钢产量只有3900万吨，中国却达到了4.2亿吨，但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却很接近，人民的富裕程度也比较接近，说明印度模式有其优点。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地少而人多，如果把“印度模式”作为未来工业化道路的有益补充，依托现代互联网和通讯工具，充分发挥本地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的优势，大量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业务，甚至是沿海地区的服务业外包业务，也会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成功路来。